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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播出机构将电视剧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,制作方若不承诺收视率便拒绝购片——收视率造假亟待“重典”整治

9月15日,知名导演郭靖宇公开发文揭露电视剧行业收视率造假问题。他称新作《娘道》播出前曾被某卫视要求购买收视率,否则不予播出。郭靖宇表示自己并未妥协,开播前还差点被阴。他呼吁影视行业团结起来,彻底清除假收视率毒瘤。随后,王长田、陆川等业内人士声援。9月16日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发布消息称,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映,相关负责同志表示“已采取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,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,必将严肃处理。”9月17日,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声明称,协会坚决拥护国家广电总局采取相关措施开展调查,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。

日益畸形的收视率

收视率造假问题并非新闻。早在2012年,电视剧《大祠堂》的出品人王建锋就曾在微博上公开举报收视率造假。

2015年,因不愿意参与收视率造假,光线传媒退出电视节目市场。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回忆称,“当时多档节目在央视等播出,停播所有节目之痛苦记忆犹新。”

导演陆川也通过微博表示,之前曾亲耳听到某导演朋友无奈要求制片将每集40万元购买收视率的钱,打到某市电视台购片主任指定公司,“他跟我说如果不按电视台指定公司买收视率,将收不到电视台尾款”。

2016年12月,浙江卫视电视剧《美人私房菜》因制作方未向幕后黑手购买收视率,从全国收视前5名直接跌至20名开外,创浙江卫视建台50年来最低收视纪录。该剧终因“超低”收视率从黄金时段下架。此举引发当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电视收视率造假的“黑势力”公开宣战。不过至今看来,收效有限。

直至今日,郭靖宇的“悲壮”控诉再次引发业内人士共鸣和支持。他揭露的内幕中,虚假收视率报价已飙升为单集人民币90万元。编剧李亚玲称,最近两年买收视率费用爆涨一倍,从每集50万元涨到100万元。

多位业内人士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表示,按国际通行规则,收视率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而服务,并非电视节目优劣评价标准。但在我国,一些电视台为争取广告资源,开启收视率造假,之后愈演愈烈。当电视剧成为卫视黄金时段主打节目后,不少电视台强行要求在购剧合同中,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,签订所谓“对赌”协议,客观“引导”制作方购买收视率。

央视电视剧频道资深导演高赛向《工人日报》记者介绍,收视率如今已渗入电视领域各方面,不仅成为市场的晴雨表,也成为电视剧交易“依据”,且与从业人员业绩、收入、晋升和评比等直接挂钩,在电视业和从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因此,收视率造假将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。

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指出,收视数据造假乱象,对数据的误用和滥用等做法,已严重影响收视率的信誉和电视剧市场健康。

文化教育学者郭簃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表示,收视率赤裸裸的造假行为已严重影响到影视文化产业全生态链,长此以往,对专注于内容质量和规范操作的原创作品将带来深层伤害。

黑色产业链背后的巨额利益

调查发现,尽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禁止“对赌”公约,然而不少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仍“阳奉阴违”:制作方若不承诺收视率便拒绝购片。如此逼迫制作机构继续花钱购买收视率。而制作机构每部剧平均增加的两三千万元购买收视率成本,反过来又会转嫁到电视台。这种恶性循环使多数电视台也不堪重负。

为何收视率造假问题屡被爆出并遭受抨击,至今仍未彻底解决?业内人士表示,利益的驱动是首要问题。

高赛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坦言,在资本和高额利润裹挟之下,收视率造假已形成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产业链,拥有强大的利益驱动。

业内人士表示,一个组织严密、操作有序的“地下黑产业”已形成。在一些地方,即使作品内容和制作精良,也必须千方百计花高价购买假收视率,以确保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播出标准,否则将面临停播、降价,甚至赔本。

对此,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法务委员会曾发表声明称,收视率造假问题在不少区域已形成“大面积、全方位塌陷”的恶劣局面。

郭簃认为,数据造假对行业和产业的伤害是深远的。对多数专注于内容制作的人士而言,虚假数据让作品难以获得公正评价,导致优秀作品和人才“贬值”。这不仅将破坏正常的文化创作和传播规则,还可能产生错误的创作和价值导向,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畸形生态。

违法违规近乎“零风险”

早在2009年,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就颁布《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》,对样本抽取、数据采集、数据处理及使用等环节做出规定。这是在我国大规模开展收视率调查十几年后,由行业协会推出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。准则参考和借鉴国际通行《全球电视受众测量指南》(GGTAM),结合中国国情,对数据生产方提出应遵守的标准,也对数据使用方提出规范的要求。

之后,国家标准委批准颁布该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实施。这被誉为国内首个电视收视率调查国家标准。从标准内容看,除了规定严防收视率样本户受干扰影响外,也要求对收视率调查建立举报制度。不过,业内人士指出,此次实施的准则属推荐性国家标准,并无强制法律约束力;因此想要落实,很大程度仍依赖于各方“自觉”。

4年多过去,因执法缺位,该准则几乎被虚置,收视率数据造假乱象愈演愈烈。其中,被业内普遍诟病的是违法违规成本过低。

王长田指出,部门不治之由屡屡传出:无法律法规可依、抓不到证据、缺乏权力手段、掀开盖子恐伤害电视行业、市场行为政府不便干预、利益集团太大扳不动等。

公益法律文化工作者姜宝对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表示,针对收视率市场的法律规约和监管机制至今尚不健全,诉讼及问责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过高,惩罚成本过低,等等均导致违法违规接近“零风险”。

在郭簃看来,当务之急,既要呼吁司法的强力介入以增强惩罚力度,也要倡导构建多种数据调查模式并存的科学评价体系,根本还是要引导整个产业生态回到关注原创内容本身。文化精神产品最终仍是内容为王,原创产品质量才是其赖以维系的生命线。

王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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